主讲嘉宾
主讲人：王苍龙
王苍龙，社会学学者与中国研究专家，拥有爱丁堡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目前任教于布莱顿大学社会学系。他的研究聚焦当代中国的儒家思想、公民身份与个体化进程，尤其关注儒家教育复兴及其文化、社会和政治意义。相关成果发表于多种国际知名期刊和重要编辑文集。著有Cultivating the Confucian Individual: The Confucian Education Revival in China（《培养儒家个体：中国儒家教育复兴》；Palgrave Macmillan，2023）与The Rise of Confucian Citizens in China: Theoretical Reflections and Empirical Explorations（《儒家公民在中国的崛起：理论反思与经验探索》；Routledge，2024），并合编Reconsidering Chinese Citizenship: Cultural Roots and Cultural Reach（《重思中国公民身份：文化之根与文化之域》；Routledge，2025）。目前，他正编辑多部学术专著与期刊专刊，并筹备第三部学术专著，进一步探讨当代中国新一代儒家行动者的兴起及其社会意涵。
内容简介
本次沙龙以“中国儒家公民的兴起”为主题，围绕“儒家与公民身份是否兼容”这一长期存在的理论问题展开讨论。内容从公民身份作为动态塑造过程而非静态法律资格的理解出发，结合当代中国民间读经运动、私塾与书院实践的观察，重新审视儒家传统与现代公民主体之间的关系。讨论既回应了自由主义、共和主义与社群主义等不同公民身份理论，也分析了儒家教育行动者如何在认同、权利、责任与行动层面形成具有现实基础的公民性。在此基础上，还进一步梳理文化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在当代儒家教育中的并存与张力，提出“儒家公民”并非单一类型，而是在不同历史与制度条件下不断生成的复数主体形态。
活动分享内容
（1）从“公民身份”到“公民塑造”：理解公民主体的动态生成
（2）从“不兼容论”到“可兼容性”：重估儒家与现代公民身份的关系
（3）从读经私塾到教育行动：认同、权利、责任与行动的生成机制
（4）从文化民族主义到世界主义：当代儒家公民的张力与可能
主讲内容
从“公民身份”到“公民塑造”：理解公民主体的动态生成
公民身份并不只是法律意义上的资格、权利与义务的静态集合，更是一种在日常生活中不断被塑造、被实践、被展现的主体过程。家庭中的代际互动、学校中的教育过程，以及个体在公共领域中的媒介接触与社会参与，都会持续影响一个人如何理解自身与共同体的关系。由此来看，相较于将公民身份仅仅理解为制度规定，更重要的问题是现代公民主体如何在现实生活中被一步步培育出来。
从“不兼容论”到“可兼容性”：重估儒家与现代公民身份的关系
关于儒家与公民身份的关系，学界长期存在一种颇具影响力的判断，即二者并不兼容。这种观点通常认为，儒家植根于伦理本位、等级秩序与权威服从，而公民身份则建立于现代民主政治中的权利观念与平等原则，因此传统儒家难以孕育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公民。这种“不兼容论”之所以长期成立，很大程度上源于对两个概念的双重单一化理解。
在理论谱系上，现代公民身份通常被置于西方政治思想的语境中讨论，并发展出不同版本的理解。大体而言，可区分为偏“薄”的公民身份与偏“厚”的公民身份两类：前者更强调个体权利，后者更重视美德伦理、公共责任与共同体义务。与此同时，在中国语境中，“citizen”究竟应译为“国民”“公民”还是“市民”，并不仅是词汇差异，也对应着对现代中国的不同想象路径。由此可见，公民身份从来不是单一的抽象概念，而是与历史脉络、制度环境和文化背景密切相关。
在这样的视角下，当代中国的公民身份既不能被简化为单一权利话语，也不能被预设为只能依附某一种西方现代性模式。相反，它的形成具有自身的历史过程与文化特征，其中集体责任、伦理关系和教育塑造始终占有重要位置。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儒家传统并非讨论现代公民主体时必须排除在外的旧资源，而是可能参与并影响公民塑造过程的重要文化力量。
从读经私塾到教育行动：认同、权利、责任与行动的生成机制
从经验层面来看，话题视角转向当代中国民间的儒家教育复兴。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以来，尤其进入21世纪后，围绕儿童读经、民间私塾、学堂与书院而展开的儒家教育实践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一股具有草根性、社会性与持续性的文化现象。参与者并不局限于政治或文化精英，许多普通家长、教师和地方教育实践者都成为推动这一运动的重要主体，由此也使“儒家行动者”成为理解公民塑造的重要观察对象。
从公民身份的核心要素来看，认同、权利、责任与行动构成了最关键的四个维度。首先，在认同层面，许多读经实践者通过经典教育形成了鲜明的儒家文化认同，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对当代主流教育模式的批判性理解。这种认同既包含对传统文化价值的肯定，也折射出近代以来在中西比较中形成的文化自卑与文化优越之间的复杂纠葛，其现实表现则往往指向对体制教育中过度应试化、道德教育不足等问题的反思。
在权利与责任层面，为孩子选择合适的教育形式常被理解为家长应有的教育权利，而推动儒家教育复兴又被视为一种合乎义理、义不容辞的责任。由“义”所驱动的行动逻辑，进一步通过“致良知”“知行合一”等观念，把内在反思转化为现实实践，使经典教育不再只是家庭内部的文化选择，也可能延伸为办学、组织夏令营、推广读经与凝聚社群的公共行动。正是在认同、权利、责任与行动相互勾连的过程中，儒家伦理逐步转化为一种具有现实基础的公民行动逻辑。
一方面，当公民身份被狭义地等同于自由主义版本的“权利主体”时，厚重的责任伦理、公民德性与共同体向度就被压缩掉了；另一方面，当儒家只被理解为秦汉以来服务于帝制秩序的思想资源时，其内部关于人格独立、自我修养与道德主动性的传统也被遮蔽。事实上，儒家并非只有服从权威的一面，先秦儒家及后来的宋明理学传统中，同样存在对个体道德主体性、人格独立与内在自由的强调。正因如此，若仅凭某一版本的公民身份和某一面相的儒家，便断言二者不可兼容，理论上并不充分。
诚如上述所言，儒家与公民身份之间并非只能是对立关系，而是存在经由重新解释后实现兼容的可能。更重要的是，在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本土文化传统并不是现代公民主体的对立面，而可能成为其塑造过程中的参与者。
因此，问题不应停留在“儒家能否产生西方式公民”，而应转向“在中国现代性条件下，儒家价值如何参与了不同类型公民主体的生成”。这一理论转向也为观察当代儒家教育实践中的公民塑造提供了更具解释力的入口。
从文化民族主义到世界主义：当代儒家公民的张力与可能
当代儒家教育并非只有单向度的文化民族主义色彩。尽管许多教育行动确实以传统文化复兴为出发点，并在批判现代教育体制时体现出鲜明的文化政治立场，但若回到更长时段的思想史脉络，儒家内部同样存在天下意识、普遍主义取向以及能够与世界主义相互对话的思想资源。由此，“儒家公民”并不只能被理解为面向内部文化认同的主体，也可能包含面向更广阔世界的价值想象。
“文化大才”的培养理想，正体现了这种双重取向。许多当代儒家教育实践希望塑造的，并不是只熟悉本土经典的传统主义者，而是既具有文化认同、又拥有世界视野，能够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主体。在具体教学中，这一取向表现为中国经典与西方经典并置阅读，儒家美德教育与全球意识培养并行推进，其背后既包含对中华传统文化复兴的使命感，也包含推动中西文化交流互鉴的抱负。
不过，这一塑造过程始终伴随着现实张力。许多读经学校与私塾长期处于制度认定不充分的灰色地带，学生在道德认同与制度认证之间面临现实困境；与此同时，儒家教育内部也存在因材施教、自主涵养与量化管理、集体目标之间的冲突，尤其是高度依赖背诵的教学方法，未必总能顺利通向“文化大才”或“世界儒家公民”的理想目标。
因此，当代中国的“儒家公民”更适合以复数形式来理解。它不是单一模板，而是在不同社会、制度与历史条件下不断生成的多种主体形态；文化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交织、伦理责任与公民行动的结合，也正是在这种复杂过程中共同塑造了当代儒家公民的现实面貌。
供稿: 张子博
审校: 梁子民
编辑: 曾靖雅
